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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心里的苦,也只能和同辈的弟弟meimei们诉一诉了。 苦处不只是这一点儿,另外还有经济上的窘迫——有人觉得这个时代谁的经济都窘迫,即使是城市居民往往也生活清贫，没有多少个人物品可言。无论是想做什么，想买什么,都要提前做好计划...随随便便一个大件，就能耗掉一个人两三个月的全部工资。 但经济上的窘迫这始终是有不同的，上山下乡的绝大多数知青可以说是经济上最窘迫的一批人了。除了极少数人混得开，绝大多数知青甚至不如当地的农民。 这不只是因为知青们其实并不适应农活，或许一开始的时候会干的不如当地农民好，工分理所当然地不如农民们高。但一两年以后呢？农业或许是有技术的行业，但在这个时代，技术含量还不是那么高，更何况这种集体劳作还会进一步压缩技术上的优势。 这种情况下，经过一两年的劳作，知青们做的往往就不比农民们差了。 但即使是这样，大多数的知青工分依旧不高。女孩子们就不说了，就算是男青年，也很少拿到公社里的平均工分——男知青正是二十来岁的大小伙子，身强力壮的，连平均都达不到，这肯定是不正常的。 奥秘就在于分配工作，以及工分划定。 出工是出工了，但能不能拿满工分，这还得看记工分的人怎么说。对于乡里乡亲、大多沾亲带故的本地人，他们经常放水，只要没有特别大的问题都能给满工分。但对于外来的知青就不一样了（或许有一些淳朴的地方不会有这种歧视，但在那个农村粮食常常不够吃的时代，意味着分粮分钱标准的工分，绝大多数恐怕都是不愿意多分给‘外乡人’的）。 分配工作也是一个道理，有一些工作相对轻松，同时工分也高，这一般是一些被认为是有技术的工作。不过这所谓的‘有技术’其实很有限，属于并不困难，其实大家也都能做的。 这些工作分配的原则有很多种，掌握分配原则的人，有的会优先考虑自己的亲戚朋友，有的则照顾‘领带’的亲戚。也有的人相对公平，会分配给那些家庭困难或者身体弱的村民。 但不管怎么分配，基本上都不可能落到知青们手里。 各种方面的原因叠加，使得知青们在农村收入很有限，勤勤恳恳一年了，别说挣钱了！一年到头除开吃的粮食这些之后，常常是倒欠生产队的钱和粮。 有什么办法改变这种状况呢？有，最常见的就是和本地人结婚。一旦和本地人结婚，很大程度上就能获得本地人差不多的待遇。特别是知青们比起当地年轻人，举止不同，多少多一些文化和眼界，如果不看家庭背景，其实是很走俏的结婚对象。 事实上，就是看家庭背景也挺好的...要在农村结婚了，城里的父母多少会表示一些，准备一点儿结婚的花销。相对于农村的许多家庭，这并不算差。 或者说，大家都挺穷的，大多数时候大家结婚也就是看这个人了。 和本地人结婚，待遇会好一些，生活生也会有一个可以互相扶持的人。不少人就选择了这个时候结婚——一开始大家都不想的，因为除开一小部分确实有理想有激情，想要改变农村的青年，大部分人在明白自己现在的生活其实承担不了这样的使命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回城。 这几年不知道抓了多少探亲回去，然后滞留在城的年轻人。这些年的粮食关系都不在城里了，在城里就等于说是没有口粮，但还是想要留在城里！ 但不能，只能将他们遣送回去。 不管怎么说吧，这些人还是期盼着有新的政策出来可以让他们回城。当年他们上山下乡是因为政策，也不能说就不可能有允许回去的政策吧？ 这种情况下，如果在本地结婚了，回城就会变成一种‘拖累’，所以很多人选择了不结婚。但随着时间推移，等不来回城，现实生活中的困难却是实实在在的，他们也只能在矛盾的心情中最终做出属于自己的选择。 最近郭佩佩才收到过一封自己同学的来信，那可是她上学时候最好的朋友！她在江西那边插队，日子很不好过。去年一年忙下来，最后还是倒欠了生产队不少钱粮。她想写信给家里，让家里支援一下，这也是这个时候拉饥荒的知青最常见的选择。 但是这个同学家里条件不好，当初她要下乡插队，家里得给她准备一些东西。就连准备一些生活用品的钱都一时拿不出来，只能找人借。现在家里的情况并没有什么起色，写信回去要这笔钱估计也是借。 同样都是借，还不如她来借，这样父母不知道这件事，还少了一些担心。 郭佩佩心里知道这个钱一旦借出去，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了。但她还是把自己工作以后攒的钱拿了出来，也就二十多块——并不多，主要是她参加工作这两年始终是临时工，工资十分有限。再加上要给家里交伙食费，另外自己有时候还想买一些东西...她能攒下来钱，已经算是挺上进的了。 知道上山下乡的不容易，郭佩佩就更加珍惜自己现在的生活。虽然说临时工有这样那样的不好，mama总说临时工没前途，将来谈对象都要被人家挑剔，但生活总是能在对比中找到一丝丝‘幸运’。 “佩佩，快来吃早饭，吃了好上班去！你今天第一天去，别让领导觉得你不积极，那也让你张叔叔不好做人。”佩佩mama招呼着正在外面屋檐下刷牙的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