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节

    麻烦在于,后来政变了。主导和牵头的,则正是陈平和周勃。这跟他们当年赞成诸吕封王一样,都是不可更改的事实,却又互相矛盾,该怎么自圆其说呢?

    这就要讲故事。

    第一个故事说,刘邦曾杀白马与群臣盟约:从今往后,封王称王者若非刘氏,天下共击之。

    这就叫“白马之盟”。

    显然,此盟如果属实,吕后就是背约。齐王刘襄起兵,周勃和陈平起事,也就有了法理上的依据。

    毫无疑问,这是一件大事。

    然而如此大事,历史上却没有明确的记载。白马之盟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参加的都有谁?有没有盟书?如果有,存放在哪里?一概不知。

    更奇怪的是,《史记》的《高祖本纪》对白马之盟只字不提,后来齐王刘襄的“讨吕檄文”也只字不提,只有《吕太后本纪》提到此事,还首先出自王陵之口。

    王陵是当时的右丞相。他提到白马之盟,当然是为了阻止吕后封诸吕为王。后来,吕后临终前也旧话重提。她对吕产和吕禄说,高皇帝与群臣有白马之盟。如今我们吕氏封

    王,大臣不平,你们要小心!

    这么说,白马之盟,吕后是知情的。

    同样,陈平和周勃,也应该是知情的。

    所以退朝之后,王陵就指责两人:高皇帝与群臣歃血为盟,二位当时难道不在场吗?如今二位为了逢迎女主放弃原则,将来有什么脸面见先帝于九泉?

    陈平和周勃却回答:今日当廷力争,我等确实不如大人。将来保全社稷,安定刘氏,大人恐不如我等。

    言外之意也很清楚:我们是“曲线救国”。

    这就为后来的政变埋下了伏笔。陈平和周勃也不但没有历史污点,反倒比王陵更像政治家。问题是,他俩为什么会如此默契?心有灵犀吗?

    不,是因为陆贾。

    陆贾是与郦食其齐名的纵横家。天下在马上得,不能在马上治,就是他的名言。据说,为了最终能够顺利解决诸吕擅权乱政的问题,他曾经主动去见陈平。

    陈平却不怎么搭理他。

    陆贾说:什么事让丞相如此忧心?

    陈平说:你猜。

    陆贾说:诸吕吧?

    陈平说:是。为之奈何?

    陆贾说: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将。将相和谐心往一处想,则无往而不胜。

    陈平这才与周勃同心协力。

    故事很精彩,可惜穿帮了。陆贾为陈平出主意,可是在诸吕封王以后。吕后征求意见和王陵指责他们时,他俩的说法为什么会高度一致呢?

    所以,还得再编故事。

    这故事说,刘邦临终前,吕后曾经请示他:陛下百年之后,如果萧相国也不在了,请问谁可以接替?

    刘邦说:曹参。

    吕后又问:曹参之后呢?

    刘邦说:王陵。不过,王陵年轻,为人憨直,所以得让陈平协助。陈平多智,却难以独任,这就要靠周勃。周勃稳重忠厚朴实无华,安定刘氏的一定是他。

    吕后又问:他们之后呢?

    刘邦说:这就不是你能知道的了。

    请注意,这里的原文不是“此后亦非我所知也”,而是“此后亦非而(你)所知也”。呵呵,当然不能是吕后所能知的,因为王陵、陈平、周勃之后,吕家会完蛋。

    好一个神机妙算的“临终嘱咐”!

    看来,刘邦早就料定自己死后吕氏一定会作乱,平叛的

    一定是周勃,助一臂之力的一定是陈平。至于作证白马之盟确有其事的,则一定是王陵。

    吕后也很听话。她居然在汉惠帝六年,同时任命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周勃为太尉,亲手为家族的覆灭和自己的败亡,安排了掘墓人。

    精彩吗?精彩。

    靠谱吗?不靠谱。

    事实上,这故事如果属实,就等于说,日本偷袭珍珠港,是为了让美国在世界上当老大。不可笑吗?

    很清楚,什么临终嘱咐,什么曲线救国,什么陆贾之谋,都不过是西汉官方事后编出来的弥天大谎。而且那着作权,很可能属于陈平。

    当然,也可能是集体创作。

    众口一词,司马迁也没有办法,只能照录。

    不过,司马迁毕竟是司马迁,他把所有的破绽和漏洞都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等待后人去发现,去破译。看不出这一点,只能怪自己笨。同样,如果因此而认为陈平和周勃失却道义,也大错特错。

    政变事出有因

    现在看,吕氏一族是很可怜的。

    血染京师以后,吕后和她的家人就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遍查史书,却不知他们罪在哪里。所谓“诸吕用事擅权,欲为乱”云云,恐怕是不实之词。至少,没见过像他们那样不成体统毫无准备的乱党。

    其实想想就知道,吕禄如果真有野心,为什么郦寄三言两语就让他晕头转向,不假思索就放弃了兵权?吕产如果图谋不轨,为什么进宫时不带一兵一卒,南军将士也不见踪影?很简单,他们根本就没打算谋反。

    没有政治野心,就不会有思想准备、组织系统、心腹爪牙。所以事到临头,吕家竟全无主张;齐王起兵,也只能派出灌婴。结果怎么样呢?前徒倒戈。

    吕产和吕禄,真正成了孤家寡人。

    陈平和周勃发动的政变,却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曹参的儿子、御史大夫平阳侯曹(读如烛)为他们通风报信,襄平侯纪通持节矫旨为周勃骗开营门,郦寄的部下刘揭从吕禄那里取来将印,未央宫的卫尉守住殿门不让吕产入内。周勃进入北军,命令效忠吕氏的右袒(露出右胸或右臂),效忠刘氏的左袒,结果全军皆左。

    得道多助,失道寡助,这里面未尝没有原因。

    原因在营垒的变化。

    刘邦去世前的政治势力,可以说有三股力量:刘邦吕后一股,异姓诸侯一股,功臣列侯一股。刘邦系和诸侯系,构成两大阵营,功臣系则站在刘系一边。所以,萧何会不顾他跟韩信的老交情,与吕后联手灭了韩信。

    这时,刘邦和吕后俱为一体。支持吕后,就是支持刘邦。张良和叔孙通等人力挺刘盈,功臣系无一人支持戚夫人和赵王如意,道理就在这里。

    但惠帝以后,情况就变了。

    惠帝之前,诸侯系已不复存在;惠帝之后,刘邦系也不复存在。依然存在的,只有功臣和吕后。吕后以前姓刘,现在姓吕;以前是刘邦系的发言人,现在是新势力的总代表。

    这股新势力,就叫外戚。

    新势力茁壮成长并不奇怪,高祖和惠帝留下了权力真空,吕家也资本雄厚。刘邦起兵沛县,吕氏举家跟随;兵败彭城,又多亏吕泽接应。吕后妹夫樊哙,更是鞍前马后、出生入死。吕氏家族,功勋卓着。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在吕后。吕后不是花瓶,而是实力派。除被俘期间外,每次刘邦出征,都是吕后帮他看守大本营。刘邦去世后,大汉帝国更靠吕后一手经营。她的威望是自然形成的,也有当家做主的资格。

    这时能与之抗衡的,只有宗室。

    宗室主要是刘姓诸侯,比如齐王刘襄,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吴王刘濞。但宗室虽然姓刘,却代表地方;吕后虽然姓吕,却代表中央。功臣系该选谁?

    陈平和周勃选择了吕后。

    中央集权是大方向,陈平和周勃也无可厚非。但,吕后去世,诸吕还能再代表中央吗?

    不能。

    这,才是政变的重要原因。

    也就是说,吕后驾崩,平衡就被打破。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要重新洗牌,进行权力的再分配。刘章和刘襄起兵于外,陈平和周勃政变于内,虽非共谋,亦非偶然。

    宗室和功臣的矛头,一致指向了外戚。

    而且心照不宣,不约而同。

    与此同时,积怨也爆发了。这当然该由吕后负责。吕后对功臣是不放心的,甚至不惜兔死狗烹。史家说汉初“所诛大臣多吕后力”,应该说基本属实。她先杀赵王如意,再杀淮阳王刘友,三杀梁王刘恢,更是事实。

    功臣也得罪了,宗室也得罪了,岂非自绝于天下?

    诸吕的寡助不在失道,而在失人。

    同样,齐王刘襄算盘落空,也不完全因为琅琊王刘泽的反对,更因为陈平和周勃他们,绝不再想要一个强势的皇帝。当然,太弱也不好。最好是能与群臣和谐相处,实现此刻的平稳过渡,将来的君臣共治。

    何况高祖所封十王,已死者六,失国者五,楚王刘交和吴王刘濞不是高祖子孙,淮南王刘长又年纪太小。

    父死子继,国赖长君,刘恒成为不二人选。

    代王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他的母亲薄姬在刘邦那里不受待见,靠着闺蜜帮忙才被临幸一次,而且那次临幸还出于刘邦的怜悯。不过刘恒母子却因祸得福。他们被吕后放过,在大清洗中幸免于难。

    哈,吕后只知道防小三,没想到还要防小四。

    大臣们也没想到,不起眼的小四并不简单。刘恒稳稳当当地做了二十三年皇帝,死后谥为文,号太宗。

    太宗是仅次于太祖或高祖的庙号,超过文的谥号也不多。事实上秦汉两代最重要的人物就是“四大天王”:始皇帝嬴政,高皇帝刘邦,文皇帝刘恒,武皇帝刘彻。

    汉文帝,为什么会获得如此之高的评价?

    原因很多。但最为后世称赞的,是仁。比方说,生活俭朴,让利于民,宽以待人,等等。他在元年十二月,就废除了株连九族的连坐法。二年五月,废诽谤妖言罪。十三年五月,又废除刺青、削鼻、断足三种rou刑。

    所以,司马迁和班固都说他仁。

    其实,汉文帝的仁被夸大了。比如功臣周勃,就被他制造冤假错案关进监狱,只不过后来又放了出来。但比起刘邦和吕后之对待彭越,确实要算仁。

    对待宗室也如此。

    被吕后割走的城阳、济南、琅琊三郡,刘恒都还给了齐王刘襄。失去地盘的琅琊王刘泽,则改封燕王。刘友被吕后害死,便封他的儿子为赵王。

    这可真是“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

    可惜好景不长。第二年三月,文帝就将城阳郡封给了刘章,济北郡封给了刘兴居。刘襄的儿子刘则去世后,更将齐国分成齐、济北、济南、川、胶西、胶东、城阳七个王国,统统封给了老齐王刘肥的儿子。

    赵国也被一分为二,大的一块给刘友长子为赵王,小的一块给刘友的少子为河间王。淮南国则在刘长死后一分为三,变成淮南、衡山和庐江三个王国。

    就这样,汉文帝不动声色地摆平了宗室和功臣两大派系。此后随着陈平、周勃等人的相继去世,功臣系也不复存在。吕后时代的三股力量(外戚、功臣和宗室)先后退潮,汉帝国迎来了长治久安的新局面。

    文帝,岂能不谓之文?

    汉文帝的温柔一刀,据说是受到贾谊的启发。贾谊认为,当时帝国的主要危险,是外有匈奴,内有诸侯。这些诸侯虽然都是同姓,却不等于不会谋反。最好的办法,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也就是说,将大王国分裂成中王国,中王国分裂成小王国。国小力弱,就成不了气候。

    26不难想象,这种做法只要持之以恒,宗室的危险就会最终消除。后来的汉武帝,就是这样做的。

    可惜这一方针,最后却被破坏。

    于是,灾祸再起萧墙。

    七国之乱

    破坏文帝方针的,叫晁错。

    晁错原本是汉文帝太子刘启的老师。文帝驾崩,刘启继位,是为景帝。景帝视晁错为智囊,言听计从。晁错也蠢蠢欲动,极力主张尽快解决宗室问题。

    他出的主意,是削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