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节

    建安元年(196)七月初一日甲子,汉献帝一行回到洛阳;

    四十八天之后,八月十八日辛亥,曹cao率军抵达洛阳,把小皇帝抢到手;

    九天之后,八月二十七日庚申,曹cao就带领小皇帝和朝廷官员,迅速启程,前往东南方向自己地盘中的许县(今河南省许昌市),在此建立临时首都,把一切事情都办好了。

    这边的曹cao心中无比欢喜,那边的袁绍心中却无比气恼。机会来了毫不上心,机会错过又懊悔不已,这种凡夫俗子经常出现的毛病,在袁绍身上猛烈发作了。据《三国志》卷六《袁绍传》裴松之注引《献帝传》记载,就在当初小皇帝离开长安后不久,袁绍手下的谋士田丰和沮授,就建议他把天子接到自己的行政中心邺县(在今河北省临漳县)来。沮授说:“挟天子而令诸侯,蓄士马以讨不服,谁能抗之御之!”后世常说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渊源即来自于此。但是,袁绍听了却并没有照办。为什么?一是因为他觉得小皇帝没什么利用价值,自己现今动辄就以联军盟主的身份号召天下,俨然就是皇帝的模样,何须再弄一个小皇帝在身边来给自己撑腰?二是因为他本人就有称帝的野心,有小皇帝在身边,反而会在自己今后称帝时碍手碍脚。但是,袁绍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判断错了。曹cao把小皇帝抢到手后,马上就以东汉朝廷的名义,先提升自己为大将军,然后赏给袁绍一个太尉的官职。袁绍得知情况,气得七窍生烟。袁绍如此生气,玄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原来,当时的中央官员,有内朝官和外朝官之分。内朝官以大将军为首,日常在皇宫内部活动,与皇帝的关系最为密切,所以大将军实际上是最有实权的决策大臣。外朝官,日常在皇宫外面活动,主要承担行政事务,首脑是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赏给袁绍的官职太尉,虽然是三公之首,但是比起曹cao的大将军来,重要性明显逊色,这是他无比气愤的原因之一。但是更令他气愤的原因,还在于两人地位的戏剧性变化。在这之前,都是他向曹cao赏赐官职,曹cao的东郡太守、兖州刺史,都是伸手从他这里讨要到的。现今曹cao小人得志,竟然居高临下,给自己封官了,而且故意封了一个明显不如曹cao自己大将军的太尉,是可忍,孰不可忍?曹cao为何如此猖狂?就是因为他身边有了小皇帝,当初我袁绍为何不抢先下手,把小皇帝抓在自己手里呢?真是悔不当初啊!

    于是,曹cao和袁绍,打得一团火热的关系彻底结束,就此反目成仇。但是,双方还没有立刻大打出手。原因很简单,因为两边都还没有把自己的后方安顿好。

    在袁绍一方,他正在同北边幽州的军事强人公孙瓒一决雌雄,后方没有安定,就不能安安心心进攻南边的曹cao。在曹cao一方,他还急需扫荡和消灭西边的张绣,以及东边的吕布,后方没有安定,脚跟没有站稳,同样不能全力迎战。于是,双方的生死对决,就拖延到三年多之后才爆发。

    东汉建安五年(200)开春,袁绍出动步兵十万,骑兵一万,进攻曹cao,著名的官渡之战打响了。此战的具体战况如何?又有何精彩的看点呢?

    从一开始,双方就显露出与主帅个性密切相关的风格特色来。袁绍为人高傲而虚浮,所以像是在搞一场大型的现代商业营销,声势大,排场也大。单是声讨曹cao的一篇檄文,就洋洋洒洒长达千字左右,先从对方的祖父骂起,骂了祖父骂父亲,然后历数曹cao本人的诸多罪状。但是在具体的备战工作上,既做得粗糙,又做得拖沓。

    而曹cao为人精明而实际,所以不玩虚的,而是认认真真在备战措施上狠下工夫。当时双方是以黄河的中下游为边界,南岸是曹cao,北岸是袁绍。早在前一年,曹cao就在南岸地区,做了充分的实地考察和周密策划,精心部署两道防线。第一道防线在黄河沿岸,防御重心是延津县(今河南省延津县)。在延津东北一百里,是充当侧翼的白马县(今河南省滑县东)。第二道防线,向南退后一段距离,以官渡为防御重心。两道防线相互呼应,形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官渡在今河南省中牟县,现在还有古战场的遗迹留存,供游人发思古之幽情。曹cao精心把主战场选在官渡,自有其缜密的考虑。古往今来的打仗,特别是打大仗,关键是打后勤保障。而官渡的地理位置,从后勤保障来看,对曹cao很理想,对袁绍却很不利。此处距离曹cao的大本营许县,还不到二百里,交通很是近便,可以充分保障后勤补充。对袁绍来说,他的大本营邺县到官渡,直线距离在三百里以上,更麻烦的是,还要跨越一道黄河,深入到对方的地盘,后勤保障很难保证。后来决定胜负的关键,正好就在袁绍的后勤军粮供应上,绝非偶然。

    整个战役,分成前哨战和大决战。在第一道防线进行的是前哨战,第二道防线进行的是大决战。先来看前哨战。

    二月间,袁军前锋部队强渡黄河,先去攻击白马,目的是斩断对方侧翼,摧毁第一道防线。但是,指挥官颜良有勇无谋,一味采取没有智谋含量的强攻,打了两个月也没有得手,袁绍只得增派援军。曹cao使出声东击西的手段,率领大军先在西边的延津方向,造出要强渡黄河的声势,吸引袁绍的主力前来;然后突然挥兵向东,奔袭颜良的侧背。颜良仓促应战,被关羽当场刺杀。前哨战的第一场,用兵多变的曹cao完全占了上风。

    曹cao发现对方出动的兵力相当强大,立即断然放弃白马,收缩兵力集中战线。正当曹cao把白马的军民和物资,向南面的官渡转移时,对方的主力从延津强渡黄河,发起冲击。曹cao将计就计,把物资车辆作为诱饵,搞乱对方骑兵队形后,指挥精锐骑兵从侧背发起猛攻,斩杀了袁军的大将文丑,又取得前哨战第二场的完胜。

    接连取胜的曹cao,头脑依然冷静,又将延津一带的兵力全部收缩到官渡,从而诱敌深入,把敌方的后勤补给线尽可能拉长,以便寻找战机破敌。这种战略,与后来陆逊在猇亭之战中对付刘备的方针,可谓有异曲同工之妙。而双方主力一决雌雄的大决战,到此终于上演。

    当年八月,袁绍以东西连营并进之法,逼近官渡,迫使曹cao出兵应战。兵力比对方少一半的曹cao,一出战就发觉形势不利,立即收兵还营,凭借坚固壁垒固守,等待有利的战机。

    九月间,袁军采用各种进攻手段,包括垒土山、修箭楼、挖地道,发起全面攻击。而曹军也采取相应措施进行还击:赶制出抛射石块的“霹雳车”,砸烂对方的箭楼;又在营盘之内挖掘深沟,对方只要从地道一露头,就遭到猛烈打击。双方僵持将近一月后,综合实力明显弱于对方的曹cao,一度产生了动摇心理。他给留守许都的首席谋臣荀彧写信,说是准备撤军,休整以后再说。荀彧立即回信劝阻,并且用当初刘邦与项羽长期艰苦对峙,刘邦因为能够再坚持那么一点点时间,终于获得成功的先例,给他打气加油。对曹cao来说,荀彧的回信很及时,也很给力,他战胜自我,咬牙坚持,同时积极寻找战机。

    十月间,袁绍从后方运来了上万车军粮。车队一过黄河,深入敌境后,谋臣沮授就建议他加强车队的保护。袁绍不能超越自我,依然刚愎自用,拒绝接受沮授的意见。结果车队在官渡北面四十里处的乌巢(在今河南省原阳县),遭到曹cao亲自指挥的大规模夜袭,所有粮食及其他军事物资,被一把火烧得精光。曹cao回转官渡大本营,立刻向军心垮了的对方,发起全面总攻。袁军彻底崩溃,成千上万的残兵败将四散奔逃。袁绍夺路向北飞奔,当天渡过黄河,侥幸逃脱了性命。这场著名大战,就以曹cao大获全胜而告终。

    官渡之战,曹cao以弱胜强,从此称雄北方。他通过军事上的拓张,开创了曹魏王朝的基业。综合用兵才能和历史作用,他可以当之无愧地评为曹魏主帅型名将的第一名。

    官渡之战,对于曹cao和袁绍两人而言,都是人生命运的大转折点。胜负的原因,后世曾经总结了若干条。但是归结到人性的角度来看,最为关键的因素,应当是两组对比鲜明的个性上:一组是踏实和虚浮,另一组是明智和傲慢。

    曹cao的踏实,袁绍的虚浮,从最初的备战阶段就充分表露出来,前面已经做了对比,不再重复。至于曹cao的明智,袁绍的傲慢,则表现在整个战争的进程当中,特别是在关键性的环节上。

    比如,当曹cao准备解救白马的时候,谋臣荀攸建议他采取声东击西的招数,明智的曹cao欣然采纳,结果一举成功。相形之下,袁绍的杰出谋臣沮授和田丰,先后都劝他不要贸然出动主力决战,而是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采用不断对曹cao发动偷袭和sao扰的战法,不出三年就会稳稳当当拖垮对方。傲慢的袁绍不仅不听,还给田丰扣上罪名关押起来。

    又如,官渡相持阶段,曹cao一度动摇,萌生出撤军的念头。荀彧一番劝告,明智的曹cao立即醒悟,激励自己咬牙坚持。相形之下,沮授极力建议出兵保护粮食运输车辆,傲慢的袁绍却拒不采纳,我行我素。

    对比曹cao和袁绍,两人手下的谋臣,不论数量和质量都有一比。曹cao明智,明智就会从善如流,集体智慧汇合集中,就使曹cao从小智慧变成了大智慧;袁绍傲慢,傲慢就会刚愎自用,集体智慧都不采纳,依旧是自己那点点可怜的小智慧。强力的大智慧与可怜的小智慧,两者对阵比拼,谁会取得成功呢?当然是拥有大智慧的曹cao!笔者读史之余,曾经多次心生感慨:你袁绍又不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为何如此刚愎自用呢?你既然很不喜欢采纳别人的好点子,你又招纳那么多的谋臣来干什么呢?纯粹用来摆谱装门面吗?但是,像袁绍这样,表面上装出很爱才,骨子里却只爱自己的二元化人物,就是到了现今也并不罕见。因此,对比曹cao的成功和袁绍的失败,依然具有警世性的现实意义。这正是:

    明智今朝逢傲慢,曹cao最后变赢家。

    关于曹cao就讲到这里。下面要讲曹魏主帅型名将第二名司马懿。

    主帅型名将第二名——司马懿

    他在后世人们心中,一直是阴险狡诈的老狐狸形象。但是客观而论,他是一位文武兼备的非凡角色。

    一 辽东之战

    本节登场的这位名将,他在后世人们心中,一直是阴险狡诈的老狐狸形象。但是客观而论,他是一位文武兼备的非凡角色,可以评为曹魏主帅型名将第二名。他,就是著名的司马懿。本节的内容,主要讲他作为名将的军事才能,而不涉及他在政治上的种种表演。在司马懿二十多年的用兵生涯中,最为后世人们所熟悉的,当然是他在渭水河畔与诸葛亮的宿命对决,这在前面讲诸葛亮时已经涉及,此处不再重复。而他平生打得最为漂亮的一场大仗,却要数他挥兵长途跋涉,千里迢迢,一举攻灭了军事小强人公孙渊的辽东之战。那么辽东之战是怎样发生的?战事的进程如何?司马懿采用了哪些出色的用兵策略?最后这场战争又是以什么样的生动情景来结束的呢?

    司马懿,字仲达,东汉河内郡温县(今河南省温县)人氏。他出身于世代为官的名门大族,在曹cao、曹丕两代,都是担任文职的官员。到了魏明帝曹叡时期,才转到军界指挥千军万马,逐渐成为军界的强人。

    景初二年(238)春正月,还是寒风凛冽的时节,一直在长安镇守的关中战区指挥官司马懿,突然接到了魏明帝曹叡的紧急征召,风尘仆仆向东赶往京城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原来,魏明帝要向他下达一项重要任务:统领雄兵四万,前去平定辽东的割据者公孙渊。

    当时所谓的“辽东”,乃是幽州下面的一个大郡。其地域南面包括现今辽东半岛的全部,西面到达辽水,北面包含大梁水,东面抵达西朝鲜湾,面积相当之广大。郡治襄平县,即今辽宁省辽阳市,位于大梁水的南岸,城高池深,地形非常险要。

    早自董卓之乱起,辽东就被当地的豪强大族公孙氏,使用武力占据。由于其地远离中原,用兵很困难,所以在曹cao、曹丕两代人期间,一直都没有出兵进攻辽东,对公孙氏只是采取安抚羁縻的软性政策。到了魏明帝曹叡继位,辽东的割据者乃是军事小强人公孙渊。

    这公孙渊字文懿,性格狡诈多变,尤其善于在三角关系当中,利用其他两方之间的矛盾,从中捞取自己的利益。

    他先是派遣使者渡海南下,向吴国皇帝孙权俯首称臣。大喜过望的孙权,立即封他为燕王,而且还派出一支万人船队,千里迢迢运去大量贵重货物,准备在辽东交换战马。到了辽东却不料公孙渊突然变脸,派兵抢了货物不说,还杀死吴国的使者,反过来又向曹魏报功请赏。

    魏明帝也派出特使,拜公孙渊为大司马,封乐浪公,兼辽东郡太守。魏国使团到达襄平,公孙渊先以甲兵包围使臣驻地,然后再举行封拜仪式。吓得魂不附体的魏国特使,回到洛阳就向皇帝报告了公孙渊的嚣张无礼。以天子自居的曹叡,心里不禁怒火中烧。于是,他命令幽州刺史毌丘俭(毌的读音同“贯”),统领兵马进逼到辽水,然后以皇帝名义下书,要公孙渊前往京城洛阳朝拜天子。

    那公孙渊岂肯俯首听命,自投罗网?立即举兵抵抗,同时又派遣使者,乘船到孙吴谢罪称臣,争取外援。公孙渊依仗地理上的有利形势,在辽水一战,击败曹魏军队,随即自立为燕王,改元“绍汉”,署置百官,正式建立政权。同时,又联合塞外鲜卑族的武力,共同进攻曹魏北部边境。在这种情况下,荡平辽东,安定北方,便成为魏明帝面前的第一要务。

    但是,辽东距离中原太远,首府襄平又地势险要,公孙渊兵精粮足,再加上刚刚打败了曹魏的名将毌丘俭,声势正盛。因此,派遣何人统兵去辽东,方可克敌制胜,是魏明帝曹叡反复思考的问题。想来想去,他觉得举朝之中,只有一个人才能够当此重任,那就是已经升为太尉,但是依然在长安镇守关中战区的军界元老司马懿。

    本来,司马懿在长安的日子过得相当愉快。在此之前,与诸葛亮对阵的几年中,他一直处于守势,星光比较暗淡,心情也不舒畅。但是,自从四年前诸葛亮病死在五丈原,蜀汉忙于安定内部,根本无暇外顾。西线平静无战事,战区的军事长官自然是优哉游哉了。再加之多种好事又接踵而来:政治上当了朝廷三公之首的太尉,到达人臣之极顶;军事上拥有空前的实力,手下军队大为扩充;家庭上还有一件令他高兴不已的事,是他得到了一个嫡长孙子。司马懿的长子司马师,娶妻之后长期无子。其次子司马昭,娶了曹魏大臣王肃之女为妻。王氏至此初生一子,取名为炎,字安世,就是后来西晋王朝的第一位皇帝晋武帝。长期以来,司马懿一直为后嗣问题忧心不已。而今长孙出世,忧心之事不复存在。这么多的好事摆在眼前,司马懿心中之高兴,可想而知。

    不过,魏明帝的紧急征召,打断了司马懿的愉快心境。这一日,皇帝的正式召见,在洛阳皇宫的北宫正殿,也就是建始殿进行。这场召见很有点看头,看头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司马懿严格按照当时大臣面见皇帝的规矩,先解下身上的佩剑,再脱下脚上的双履,然后小步快走,上前跪拜行礼如仪。赐坐之后,皇帝发话道:“此不足以劳君,事欲必克,故以相烦耳。君度其作何计?”意思是,这件事本来不必要劳动您的大驾,只不过希望必定攻克达到成功,所以要劳烦您出马了。您预测公孙渊会采取什么样的对策呢?

    一路之上,司马懿早有周密细致的考虑,他赶紧离开座位,重新跪伏在地,轻声答道:“弃城预走,上计也。据辽水以距大军,次计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公孙渊如果放弃襄平,预先逃走,算是上策;如若凭借辽水以抗拒大军,算是中策;下策是坐守襄平,必定为我军所擒。

    皇帝接口问道:“其计将安出?”那么公孙渊将采取哪一种对策呢?

    司马懿又弯腰跪伏在地,恭恭敬敬答复说:“唯明者能深度彼己,预有所弃,此非其所及也。今悬军远征,将谓不能持久,必先距辽水而后守,此中、下计也。”只有明智的人才能够审度彼我双方的形势,预先有所放弃,这一点绝非公孙渊所能做到。而今我方孤军远征,他认为我军不能持久,必定会先凭借辽水抗拒大军,然后收缩固守襄平,他只会采取这中、下二策。

    皇帝频频点头,想了一会,复又问道:“往还几时?”您估计大军前往和返回总共要多长时间呢?

    司马懿再一次弯腰跪伏在地回答道:“往百日,还百日,攻百日,以六十日为休息,一年足矣。”前往辽东需要一百天,返回需要一百天,进攻需要一百天,再用六十天来休息,共计一年就够了。

    对于司马懿的回答,皇帝深为满意。曹叡所满意者,不仅在于司马懿分析敌情之深入全面,更在于司马懿回答问题时态度的谦卑恭顺。这一年刚好满六十虚岁的首辅元老,两鬓斑白,直起身子和弯腰下跪都相当吃力,却是每当回答,必定跪伏在地,一而再,再而三,毫无懈惰之情。单凭这一点,今后也应当继续倚重此人,来支撑朝廷。曹叡哪里会想得到:此时自己心中的一闪念,今后将影响到曹魏的国运呢?

    话说春寒料峭,司马懿统领四万雄兵离开洛阳,前往东北方向的辽东。这年炎夏六月,魏军长途跋涉近四千里,来到辽水西岸扎营安寨。早有探马把敌军布防情况报告到中军帐里,司马懿立时开始研究地图,思考破敌方略。

    辽水即现今的辽河,是一条自北向南流向的大河。在其下游的东岸,有一条自东向西流向的支流,这就是当时的大梁水。大梁水与辽水的交汇之处,是辽东的西部军事重镇辽隧城(今辽宁省海城市西)。而辽东的首府襄平(今辽宁省辽阳市),就位于辽隧的东北一百里左右,大梁水的南岸。从军事上看,辽隧西临辽水,控御大江上下,得之则襄平可保,失之则襄平可忧,完全称得上整个辽东地区的西门锁钥。正因为如此,公孙渊特别派遣两员大将,卑衍、杨祚,率领精兵数万,固守辽隧,严密封锁附近六七十里的辽水江面,坚决阻止魏军渡江。而他本人,则坐镇襄平,静观战局的变化。

    自从挥兵上路以来,司马懿就在担心一点,就是怕公孙渊采取暂时放弃襄平,分兵周旋的游击战术。因为这样一来,要想在短时间内消灭对方的主力,那就非常困难;而自己悬军远征,又不能在辽东停留得太久。现今对方集中兵力,摆出一副生死决战的架势,他马上意识到: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他会怎样来显露身手呢?

    经过周密考虑,他决定第一步先采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八字策略,巧妙打过河去。于是,他调集一批兵马,多树旗帜,佯装要在辽隧以南的河段渡河。对方的卑、杨二将,不知是计,急忙出动守军主力前往阻挡。与此同时,司马懿却亲自指挥精锐部队,悄悄从辽隧以北的河段,顺顺利利渡过辽水。待到卑衍和杨祚清醒过来,四万魏军已然在辽水的东岸站住脚跟了。

    成功渡过辽水之后,司马懿接着实施第二步计划。这计划也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即“击其必救,引蛇出洞”。卑、杨二将见到敌军渡过河来,急忙收兵回营,采取缩头乌龟战术,凭借深沟高垒,固守不出。司马懿一见,不禁暗自发笑,心想这本是我对付诸葛亮孔明的看家本领,你们也敢班门弄斧拿出来对付我?他一面督促手下将士,在营寨四周构筑防御工事,做出要与南面的敌军打持久战的姿态,另一面又密令各军,暗中做好奔袭敌军大本营襄平的一切准备。

    这时候,智商明显要逊色一筹的下属众将官,对于奔袭东北方向一百里外的襄平,感到困惑不解,纷纷认为应当直接攻击眼前的辽隧之敌。司马懿微微一笑,说道:“辽隧之敌深沟高垒,固守不战,目的就是想拖垮我军。现今如果进攻坚固的辽隧城池,正好中其圈套。敌军主力集中在辽隧,则其老巢襄平必定兵力空虚。我军直指襄平,辽隧之敌必定恐惧而出城救援。趁其离开坚固城池之时而猛烈进攻之,就能击破辽隧的敌军了!”

    到了这时,众将官才恍然大悟,莫不叹服。于是曹魏大军突然抛开辽隧,直奔襄平方向。卑衍与杨祚果然又中计了,赶忙率领主力出城阻截,不防被曹魏打了埋伏,三战三败,辽隧城池遂告失守。卑、杨二将,只好收合残兵败将,奔回大本营襄平。司马懿动如脱兔,挥军急追,把襄平城团团围定,决心在此将公孙渊的势力全部歼灭。

    此时已进入初秋七月,辽东地区连降暴雨,平地水深数尺。司马懿早就得到确切情报,说是自辽隧敌军残部涌入襄平城中之后,敌军存粮迅速减少,全歼守敌大有希望,所以他一再下达严格的命令:各军务必保持包围圈的完整,不得因为霖雨而擅自移动营地!将军张静犯令,被当场斩首。到了七月底,大雨终于停止,一场激烈的攻坚战开始了。战果将会如何呢?

    经过多年战争,司马懿对于攻取坚城有了丰富的经验。其要诀有二:一是要动作猛烈。攻城行动先要作好充分准备,一旦开始即如暴风骤雨,不给守敌以任何喘息的机会,直至破城为止。二是要手段多方。当时的攻城之术甚多,或高筑土山从上而降,或深掘地道由下而入,或以钩梯直接登城,或以冲车冲击城门。这些有效的攻城手段,全部都要同时采用,使对方穷于应付。此时此刻,司马懿把这两手绝招都亮了出来,公孙渊如何招架得住?《资治通鉴》卷七十四记载,曹魏军队当时的战况是:“昼夜攻之,矢石如雨。渊窘急,粮尽,人相食,死者甚多,其将杨祚等降。”看来公孙渊的末日已经到了。

    公孙渊苦苦撑持到八月中秋,无可奈何之中,想出了一条缓兵之计。《晋书》卷一《宣帝纪》记载,他派遣本国的两位老臣,即相国王建、御史大夫柳甫,前往魏军大营请求解围退兵。司马懿喝令将王、柳二人推出斩首,然后给公孙渊送去一纸檄文,上面写道:“昔楚、郑列国,而郑伯犹rou袒牵羊而迎之。孤为王人,位则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围退舍,岂楚、郑之谓邪!二人老耄,必传言失旨,已相为斩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决者来!”

    檄文的大意是说,先秦时期的楚国军队打到郑国,郑国的国君见势不妙,就光着身子牵上肥羊,前去投降迎接楚军。当时的这两国,还是地位平等的诸侯国。如今我是中央天子派出的特使,官居朝廷最上等的三公之首太尉,而你派出的渺小人物王建等人,竟然想让我解围退兵,这不是蠢得连过去的郑国都比不上吗?这两个人年纪大了,必定是把你的话传达错了,所以已经将他们砍了脑袋。如果你还有什么话说,可以派遣年轻一点而且脑袋清楚,做事有决断的人来!

    司马懿已经把话说到这样的份上,公孙渊却还不死心,又派侍中卫演,前去谈判,说是只要魏军解围退兵,可以把公孙渊的儿子送去作人质。司马懿冷笑着对卫演说道:“军事大要有五,能战当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走,余二事唯有降与死耳。汝不肯面缚,此为决就死也,不须送任!”用兵者的重要事情有五种,你们可曾知晓?能战则战,不能战当守,不能守当逃,余下来只有投降和领死两条路可走。你家主将既然不肯捆绑自己前来投降,那必定是想死。既然是想死,就没有必要送人质来了!

    卫演狼狈万分,急忙回营复命。公孙渊把牙一咬,下令从城南突围而出。司马懿早有防备,立马给以迎头痛击。公孙渊带着残兵败将,回转马头,又直奔东北,准备越过大梁水,逃往深山密林。到了这时,他才想到该去打游击战。不想逃到大梁水边,即被魏军铁骑追上。一阵如砍瓜切菜般的冲杀过后,号称“燕王”的公孙渊,连同其儿子当场死于非命。

    接着,司马懿纵兵攻入襄平,大开杀戒。共计斩杀公孙渊文武官员两千多人,年龄十五岁以上的男性兵丁七千多人。襄平城中,尸积如山,血流漂杵,一片恐怖景象。自从董卓之乱前夕即占据辽东,至此已达四十多年的公孙氏势力,被彻底消灭了。辽东的地盘,以及所辖的三十多万人口,也归入曹魏王朝。而司马懿则以上万人的鲜血和生命,在自己的头上又添上一道成功的光环。

    当月,司马懿率大军凯旋班师。回到幽州的州治蓟县(今北京市)时,魏明帝派出的劳军使团也赶到了。

    首功司马懿,加封昆阳一县(今河南省叶县),这样他的封邑就有舞阳、昆阳二县之地。在曹魏的异姓封侯者之中,封邑有二县者,这还是破天荒的首例。以下的将士,也各有封赏。为了表示关怀,司马懿把一千多名六十岁以上的老兵遣散回家,将领战死者,送丧至原籍安葬。在蓟县宴饮犒劳三军数日之后,司马懿又继续南下。

    就在他优哉游哉回转长安的途中,京城洛阳却发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三十四岁的魏明帝曹叡,突然病倒床榻,生命垂危。于是,司马懿再一次得到了从地方进入中央政治核心,出任辅政大臣的机会,从而为后来司马氏取代曹魏打下了基础。

    辽东之战结束了。对于这场战役,应当如何评价呢?

    如果单单从军事才能来考量,司马懿的用兵,显示出如下的特色:一是事前就有周密的思考和计划,对于公孙渊有客观的了解和估计,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二是临机应变的能力很强,战术运用非常灵活,因而能够使对方预先做好的种种抵抗设施,完全没有发挥作用。三是进攻城池的时候,充分施展自己的绝招,令对方穷于应付。在冷兵器时代,城池攻坚战并不好打。魏文帝黄初三年(222),曹真、夏侯尚、张郃、徐晃四员大将,出动多达对方兵力十倍以上的大军,在江陵围攻孙吴名将朱然的五千人马,历时六个月,却没有拿下,只好黯然退军,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但是,六十岁的司马懿,在长途跋涉四千里之遥,以劳攻逸的困难情况下,还能够把数量不比自己少的数万敌军,一举歼灭,取得完胜,这在曹魏的军事史上,确确实实是相当罕见的经典战例。

    必须指出,攻占襄平之后大开杀戒,又确确实实是司马懿这场胜利的可耻污点。他之所以这样做,出自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曹魏有成规在先。据《三国志》卷十四《程昱传》裴松之注引《魏书》记载,曹魏军队中,从曹cao开始就定下一条法规,叫做“诛降”,就是“围而后降者不赦”。凡是被包围之后才投降的俘虏,一律杀无赦。因此,在司马懿看来,此举不过是照规矩办事而已。二是辽东长期以来与曹魏对抗,如今被强力镇压下去,如果留下成年的士兵,难免今后成为后患。按照成规让他们消失,可以一劳永逸免除后患,所以他就毫不犹豫地挥动了屠刀。当时的战争,就是如此残酷。但是,无论出自任何理由,大规模屠杀已经缴械投降的俘虏,依然是司马懿身上无法掩饰的恶行。与曹cao对无辜生命的践踏一样,都应当受到最严厉的谴责。尊重生命,包括他人和自己的生命,永远应当是做人最基本的信条。这正是:

    襄平一片腥腥血,自有公心论是非。

    要想知道司马懿在军事生涯中,最后一次用兵的表现如何,请看下节。

    二 斗智淮扬

    魏少帝嘉平元年(249),七十一岁的司马懿,趁皇帝前往京城洛阳南郊,前去祭扫魏明帝高平陵的时机,突然在城中发动政变,把死对头曹爽,以及曹爽的同党和亲属,一共几百人推上刑场处死,史称高平陵事变。至此,司马氏家族,完全控制了曹魏朝廷的中央军政大权。但是,就在高平陵事变过后才几个月,司马懿就不得不再度统兵出朝,前往淮扬指挥一场大战。那么这场淮扬大战因何而起?具体战况如何?司马懿又在其中显示出什么样的用兵特色,最后对这场战役,又应当如何评价呢?

    淮南大战,实际上是高平陵事变引发的后续反应。

    高平陵事变,司马懿虽然把朝廷中枢的对手消灭了,但是,拥护曹魏的地方实力派却还存在,特别是在拥有重兵的淮南战区。就在高平陵事变过后才几个月,一位在淮南战区的元老级大将,就密谋举兵,振兴曹魏皇室。这位敢于带头反抗司马氏的老臣,就是镇守淮南扬州的新任太尉王凌。

    据《三国志》卷二十八《王凌传》记载,王凌,字彦云,东汉并州太原郡祁县(今山西省祁县)人氏。其叔父王允,字子师,东汉末年曾任司徒,后来设计策划收买吕布刺死董卓者,就是此公。

    王凌进入仕途,第一个官职是出任兖州东郡发干县的县长。这发干县,在今山东省冠县。不料他第一步就不顺利,在任内出了大失误,结果丢官不说,还被判了五年徒刑,每天在城中拿上扫帚扫大街,戴罪劳动改造。但是,他有幸碰到了一位贵人,命运终于出现改变。贵人在哪里?“三国探客”告诉你。

    他的这位贵人不远,就是正在担任兖州军政长官的曹cao。这一天,曹cao来到发干县城视察,在街上看到王凌。曹cao见他的仪形举止,不像是一般打家劫舍的强徒,便向随行的当地官员询问此犯人的来历。当他得知王凌是王允的侄儿时,不由得生出怜惜之心来。

    原来,曹cao与王允曾有一段不错的交谊,而王允后来又惨遭董卓残部的杀害,直系家属无一幸免。感叹之后,曹cao立即下令解放王凌,重新起用。从此,王凌就怀着一颗感恩戴德之心,为曹cao效忠尽力。他先后出任兖州、青州、扬州和豫州刺史,所到之处,史称“布政施教,赏善罚恶,甚有纲纪,百姓称之,不容于口”。这都明确记载在《三国志》卷三十八《王凌传》中。魏少帝曹芳继位,王凌以征东将军出镇扬州,大本营设在寿县,即今安徽省寿县,负责东南战区军事指挥事宜。因抗御孙吴有功,由征东将军升任车骑将军,再升司空,最后继蒋济之后出任三公之首的太尉。他虽位至三公,却一直在淮南驻节,未曾入朝。所以司马懿与曹爽长达十年的权力之争,他完全没有介入进去。

    对于王凌,司马懿一直是积极加以笼络的。这从王凌此前能够连连升官,曹shuangsi后司马懿执政,又提升他为太尉,就可以充分看出来。道理很简单,王凌不仅是少数健在的四世老臣之一,声望颇高,而且长期拥兵淮扬,实力相当雄厚。司马懿要想稳定发展,必须把这位关键人物的工作做好,做到家。

    但是,对于王凌,司马懿又是深怀戒心的。既然此人有资望,有实力,如果他不肯为自己效命又该怎么办?司马懿诛杀曹爽之后,曾经向熟悉王凌的蒋济,询问王凌其人如何,可见他已开始注意到王凌。当时,蒋济误解了司马懿的意思,以为他对王凌的才干能力有所怀疑,便替王凌美言道:“凌文武兼备,当今无双。其子王广,有大志,多才干,恐怕比其父还略胜一筹。”

    世间的事就这么诡异,有时候替别人说好话,竟然是坏事一桩。蒋济回到家中,静下心来把司马懿问话的用意,仔仔细细琢磨几遍后,这才品出真味来。他大为懊悔,向家人长叹道:“我此言一出,将令人横受灭门大祸了!”

    司马懿这一面,在笼络戒备王凌,而王凌那一面,又在干什么呢?

    曹爽等人被诛杀之后,王凌心中大为不平。他倒不是同情曹爽,而是为年轻皇帝一再受制于强臣而激愤不已。作为领受曹氏四世之恩的元老重臣,他认为自己有责任兴隆魏室,就同外甥令狐愚,密商兴隆魏室之计。

    令狐愚,字公治,并州太原郡(治所在今山西省太原市)人氏,时任兖州刺史,领兵驻屯于平阿县(今安徽省怀远县)。平阿本是扬州属下之县,在扬州的州治寿春县东北一百里左右。因抵御东吴之需,故而令狐愚统领兖州的兵马,借驻在扬州的平阿,协助寿春的王凌作战。舅甥二人同时掌控淮扬重兵,具有支持曹魏皇室的实力和地盘。而令狐愚又曾经当过曹爽的主要幕僚,对曹爽之死深为同情,所以对王凌的想法一拍即合,极表支持。

    舅甥密议后,认为兴隆魏室之道,是在京城洛阳之外的合适地方,另外拥立一位年长而又有才能的宗室近亲为君主,从而与京城的司马懿相对抗。经过一番慎重选择,二人一致选定了合适的对象。这个对象是谁呢?

    对象,也就是被封为楚王的曹彪。

    曹彪,字朱虎,乃曹cao侧室孙姬所生之子,魏文帝曹丕的异母弟。曹彪当年与曹植关系极好,两人在京城聚会之后,分手各回自己的封国时,才高八斗的曹植,曾作长诗赠送爱弟,情意深挚,词彩华美,是传颂至今的名篇。其中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两句,便是后来唐代王勃“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一联名句的原版。曹植关心曹彪,是兄弟情分使然,那么王凌和令狐愚看中曹彪,又是什么原因呢?

    首先当然是年长。此时的曹彪,已经五十五岁,确实够年长的了。其次是曹彪有才,尤其长于文学。还有很关键的一点,就是曹彪的封地,长期在兖州管辖下的东郡白马县(今河南省滑县东)。这不仅给作为兖州刺史的令狐愚,提供了接近和了解曹彪的有利条件,而且给今后拥立新皇帝带来很大的方便。至于拥立曹彪之后的临时中央所在地,则选在曹魏四个陪都之一的许昌(今河南省许昌市),即东汉献帝时期的临时都城。

    嘉平元年(249)九月,高平陵事变之后半年多,令狐愚派遣亲信张式,前往白马县看望曹彪。左右无人之际,张式悄声说道:“令狐长官致意于大王,天下事尚未可知,愿大王珍重!”

    曹魏王朝,对宗室近亲诸王的防范极为严格。他们只能住在各自的封地,未经允许不得擅自离开。在封地中,朝廷都设有专门监视亲王一言一行的官员,例如监国谒者、文学防辅之类。他们视诸王为囚犯,诸王视他们如虎狼。此外,封地所在的州郡地方长官,对所辖区域内的亲王也有监督之责。此次张式来白马,表面上就是履行监督之责。曹彪此前就认识张式,从其神色中,立即领悟到了对方话语中的重要含义,就回答道:“请奉达令狐长官,吾敬领其厚意。”

    张式圆满完成任务,径回平阿复命。令狐愚很快把情况通报王凌,王凌随即派出一位名叫劳精的心腹,到洛阳把计划密告给长子王广。王广当时在中央的尚书台任尚书,他见识深远,做事稳健,很不赞同王凌的想法。他要劳精马上返回扬州寿春,把自己的意见转达给老爸。

    但是,王凌自认为力量可以和司马氏抗衡。加之他已年近八十,不趁现今精力还可拼力一搏,报效朝廷,今后就没有机会了。因此,他不听儿子的劝阻,继续按既定计划筹备一切。

    当年十一月,令狐愚再次派张式到白马与曹彪联络。张式还未回转,令狐愚却因冬寒而突发重病,不几天就病死在平阿。消息传到寿春,王凌好似当头挨了一棒,半晌说不出话来。他会怎么办呢?

    令狐愚之死,不仅使王凌失去可靠的支持,而且当新任兖州刺史来到平阿之后,又会对他本人的行动构成牵制,一出一进之间,王凌的力量即加倍受到削弱。但是,王凌决心孤注一掷。促使他这样冒险的因素很复杂,既有忠臣的责任感,也有老人的固执心,而其中起主导作用的,竟然是迷信者的盲从意识。

    原来,文武兼备的王凌,是一个非常相信星相学及其他迷信玩意的人。当初他和令狐愚之所以选定曹彪,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曹彪所在的兖州东郡一带,流传着两句民谣:“白马素羁西南驰,其谁乘者朱虎骑。”意思是说,一匹带着素色缰绳的白马,径直向西南方向的京城驰去;是谁骑在上面呢?就是楚王曹彪啊!曹彪字朱虎,他骑白马上京城,不是去做皇帝还会是什么?所以两人便相中了曹彪。

    令狐愚死后几个月,也就是嘉平二年(250)五月的夏至节晚上,茫茫夜空出现了一起罕见的天文现象。用《宋书》卷二十三《天文志》所载的话来说,是“荧惑逆行,入南斗”。所谓“荧惑”,即是现今所说的火星。“南斗”,是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共有六颗组成斗形之星,与有七颗星的北斗不是一回事。按照当时星相家的说法,二十八宿中的斗、牛、女三宿,与地上的扬州相对应;凡此三宿中出现的天文现象,都将从扬州境内的人事变化中得到表现。另外,他们还认为荧惑的星相,直接和人间的君主相关联。那么火星反向运行进入南斗的星域,究竟主何吉凶呢?一个名叫浩详的星相家告诉王凌,说这预示着淮南“当有王者兴”,意思是淮南将会出现一位新的君主。王凌信以为真,更加觉得拥立曹彪之事上应天象,必定成功无疑。

    王凌在扬州这边加紧准备,却万万没有想到有人已在京城那边,把他的秘密泄漏了出去。原来,当初令狐愚在世时,曾有一位心腹幕僚叫做杨康。有关拥立曹彪之事,杨康都了解。令狐愚生病之后,杨康应朝廷之召,到洛阳报告兖州的州务情况。杨康进京不久,突然得到令狐愚病死的消息,他不禁发起愁来。因为旧刺史身亡,很快就有新刺史来上任,“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这个幕僚很可能当不成了,今后出路在哪里呢?愁闷之中,杨康便坏了心术,竟想出一个卖主求官的主意来。于是,他把令狐愚如何如何与王凌通谋之事,彻底向朝廷告发。

    司马懿得知情况后,心中暗自高兴。王凌既然不愿归顺自己,那就要及时铲除他。但是王凌位为三公一级的大臣,又出镇一方,要铲除他必须有非常正当的理由,非常合适的时机。现在你王凌想拥立新君,对抗当今皇帝,这正当的理由就有了。余下的问题,是要选择合适的时机。司马懿准备稍等一段时间再动手,原因有二:从政治上考虑,去年才大开杀戒,让曹爽等数百人的鲜血洒在京都的郊野;如果今年又大动干戈,把屠刀挥向年近八十岁的四世老臣王凌,恐怕对自己树立新形象争取人心的努力,相当之不利。再从军事上考虑,他也得有一段时间预作部署。于是,他立刻命人把杨康软禁起来,同时又吩咐对杨康所提供的情况要严加保密。由于司马懿及时采取措施,结果在一年的时间里,王凌对秘密泄露一事竟然毫无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