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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也纳会议上的折冲樽俎与21世纪的外交有着本质的区别。当代的外交官与本国首都保持实时联系，接收详尽的指示，甚至包括他们使用的发言稿。国内一般只是向他们了解当地的情况，很少会就涉及大战略的问题征求他们的意见。而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各国外交官距离本国首都有几周的路程。维也纳发给柏林的函件需要走4天（因此收到复函至少需要8天），发给巴黎的函件需要3个星期，发给伦敦的函件时间要更长。因此国内发出的指示必须笼统，充分考虑到局势可能发生的变化。发给外交官的指令主要限于大政方针和长远利益。外交官在谈判期间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基本上由他们自己定。沙皇亚历山大距离本国首都有两个月的路程，但他不需要接收任何指示。他一时心血来潮产生的念头就是俄国的指令。亚历山大想象力丰富，足智多谋，让维也纳会议忙个不停。奥地利的外交大臣梅特涅也许是维也纳会议上最精明、经验最丰富的政治家。他称沙皇亚历山大根本不足以成大事，虚荣心之强倒是无人可比25。拿破仑对亚历山大的评价是，他能力过人，可无论做什么总是漏掉点儿什么。由于在任何一个具体问题上事先无法预知亚历山大会漏掉什么，所以他完全不可预测。塔列朗更直截了当：难怪他是（疯子）沙皇保罗之子。

    出席维也纳会议的其他代表就国际秩序的一般原则，以及恢复某种形式的欧洲均势的必要性达成了一致。但他们对这一协议的实际含义看法不一。他们的任务是在一定程度上调和在极为不同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各种观点。

    有英吉利海峡做屏障的英国没有外患之忧，因此它独特的国内机制基本上不受欧洲大陆局势的干扰。英国是从防止有人称霸欧洲大陆的角度诠释秩序。然而，欧洲大陆诸国的安全系数比英国低，无须有人称霸欧洲，哪怕发生领土变动，它们的安全可能就会受到威胁。尤其是这些国家和英国不同，邻国国内的变革让它们有一种不安全感。

    维也纳会议就大体均势的定义很快达成了一致。1804年，战争尚在进行，当时的英国首相小皮特即提出了一份计划，旨在纠正他眼中的威斯特伐利亚解决方案中存在的问题。为了提高法国的影响，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含的各项条约维持了中欧的分裂局面。小皮特给出的理由是，为了事先杜绝诱惑，必须合并中欧的一些小国，在中欧开辟出几大块地方，从而整合这一地区（整合一词只具有相对意义，因为这一地区仍然有位于今天德国境内的37个邦国）。显然，普鲁士适合吸纳这些被废邦国。当初它更想兼并比邻的萨克森，最终接受了奥地利和英国的规劝，改为兼并莱茵兰。扩张后的普鲁士作为一个大国直逼法国边界，从而造成了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签署以来不曾有过的地缘政治现实。

    余下的37个德意志邦国被合并为一个称为德意志邦联的实体，以解决欧洲始终面临的德意志问题：德意志虚弱时，往往招致外国（基本上是法国）干涉；德意志团结一致时，足以单枪匹马打败四周邻国，从而促使这些国家联合起来应对德意志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讲，就维持欧洲和平而言，历史上大部分时期德意志不是太弱，就是太强。

    德意志邦联过于分散，无力发动进攻，但又具有足够的凝聚力抵御外国入侵。这一现状为入侵中欧设置了一个障碍，同时又不对德意志侧翼的两个大国;东边的俄国和西边的法国;构成威胁。

    为了维护新的领土总体解决方案，英、普、奥、俄结成了四国同盟。然而，领土担保;建立四国同盟的目的;对每一个签字国并非同等重要。四国对自己眼中的威胁怀有的紧迫感差异极大。拥有制海权的英国信心十足，对欧洲大陆上的不测风云不急于做任何具体承诺，而是静观某一重大威胁明朗之后再做打算。其他几个大陆国家因为安全系数低于英国，哪怕是英国不屑一顾的风吹草动，它们也会有大祸临头之感。

    发生一场革命时，即面对的威胁涉及合法性时，尤其如此。保守的国家试图修建防御新一轮革命的堡垒，旨在把维护合法秩序的各种机制包括进来。他们所说的合法秩序指的是君主制。沙皇提议建立的神圣同盟，为保护欧洲各国国内的现状提供了一个机制。他的同盟伙伴意识到，如果对这一同盟巧妙地加以调整，可以借它来抑制俄国旺盛的精力。干预权受到了限制，因为正如最后条款规定的那样，这一权力只能集体行使。如此一来，奥地利和普鲁士对沙皇其他想入非非的念头拥有了否决权。

    三套机制构成了维也纳体系的支柱：四国同盟剿灭任何对领土秩序提出挑战的国家；神圣同盟防范对一国国内体制的威胁；大国一致机制定期召开同盟国政府首脑参加的外交会议，制定共同目标，对付新出现的危机。大国一致的运作方式有点儿像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前身。它召集的会议先后对一系列危机采取了行动：1820年在那不勒斯、1820~1823年在西班牙爆发的革命（先后遭到神圣同盟和法国的镇压）以及1821~1832年的希腊革命和独立战争（最终得到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的支持）。大国一致虽然不能保证各方看法完全一致，但每一次具有潜在爆炸性的危机都在不引起大国战争的情况下被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