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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战后的姿态经常被描述为一种新的和平主义,而实情却复杂得多。首先它反映出日本对美国统治地位的默认,以及对战略形势和日本生存及长期成功的必要条件的审慎评估。作为战败的必然结果,日本的战后统治阶级接受了由美国占领当局起草的严禁日本采取军事行动的宪法。他们坚称完全支持宪法的自由民主方向,还宣布支持西方国家信奉的民主和国际社会的原则。 与此同时,日本领导人把日本独特的非军事地位变为实现国家长期战略目标的手段。他们把战后秩序中和平主义的内容,从禁止军事行动转变为集中全力执行国家战略的其他关键内容,包括重振经济。他们请求美国继续在日本大量驻军,通过签署共同安全条约来保障自己的国防安全,借此来威慑潜在的敌国(包括在太平洋扩张势力的苏联)不要把日本当作其战略行动的目标。日本在冷战期间建立了日美关系的框架后,即着手通过发展日本独立的军事能力来加强国力。16 日本战后发展的第一阶段使日本的战略导向摆脱了冷战的竞争,把重点集中于大力促进经济发展上。日本在法律上加入了发达国家的民主阵营,但它以国家的和平主义导向和世界大同的理想为由,置身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斗争之外。这一巧妙的战略使日本经济在战后时期得以全面增长,只有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的景象可与这一时期媲美。在被战火摧毁20年后,日本重新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强国。很快,日本奇迹被说成是对美国经济龙头老大地位的潜在挑战,虽然在20世纪最后一个10年间,日本经济走势开始趋缓。 造成日本惊人变化的社会凝聚力和民族奉献精神在应付当今的挑战时再次显现出来。2011年,日本东北部发生的大地震引发了海啸,造成了一场核危机。据世界银行估计,那是世界历史上损失最大的自然灾害。在那场灾害中,日本公众凭借社会凝聚力表现出了惊人的全国上下团结一心、互相帮助的精神。面对金融危机和人口的挑战,日本人进行深刻的内省,在有些方面采取大胆的措施。在应对每一个困难的时候,日本都表现出一如既往的信心,相信无论经过多少沧桑巨变,它的民族精髓和文化传统都坚如磐石、永世长存。 面对力量均势的重大变化,日本政府必然会重新调整对外政策。安倍晋三首相恢复了强有力的国家领导,加强了日本政府根据评估分析采取实际行动的能力。2013年12月,日本政府发表的一份白皮书得出的结论说,随着日本的安全环境日益严峻hellip;hellip;日本必须根据国际合作原则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出努力,包括加强对威胁进行威慑、必要时予以击败的能力。17纵观亚洲不断变化的形势,日本越来越明确地表示希望成为一个正常国家,希望拥有自己的军队,并推行积极结盟政策。对亚洲地区秩序来说,重要的是正常该如何定义。 在又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日本正着手重新确立它在国际秩序中更广泛的作用。此举势必在亚洲以及亚洲以外的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寻找自己的新角色时,日本将再次仔细、冷静、不动声色地评估各国物质和心理力量的对比,充分考虑中国的崛起和朝鲜半岛事态的发展,以及这一切对日本安全的影响。它将审视与美国盟国关系的得失,以及这一同盟关系为推动双方广泛的共同利益所起的重要作用。它也将考虑美国从三场军事冲突中抽身退步的事实。日本的分析将着眼于三个选项:继续依赖与美国的盟国关系,适应中国的崛起,采取更加自主的外交政策。三个选项中日本最终会选哪一个,抑或会把三者相结合,取决于日本对全球力量均势的估计,而不是美国向它做出的形式上的保证,也取决于日本对事态发展的基本趋势的看法。如果日本看到它所在的地区或全世界正在出现新的力量布局,它就会根据自己对现实的判断,而非传统的同盟关系,设法加强自己的安全。因此,日本政府如何抉择要看它认为美国的亚洲政策可信度有多高,以及它对总体力量平衡的评估。其中关键的因素不仅是日本的分析,还有美国外交政策的长期走向。 印度 西方的侵略在日本改变了一个古国的发展轨迹,在印度则把一个伟大的文明重塑为一个现代国家。印度长期处于不同世界秩序的交叉点,因此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质,既受世界秩序变化的影响,又反过来影响世界秩序的变化。印度的国家特征与其说由它的政治边界划定,不如说体现在一系列共有的文化传统之中。印度教是多数印度人信仰的宗教,也是几个其他宗教的起源。它不是由某个神话人物所创始的。它的源头模糊不清,我们所知的也仅是只言片语。印度教应该是印度河和恒河两岸以及印度北部、西部的高原和山地的各个文化流传下来的颂歌、神话和仪式杂糅而成的。然而,根据印度教的说法,这些具体的不同形式不过是对同样的基本原则的不同表现,而那些基本原则早在任何文字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印度教异彩纷呈、难以定义,它包括的不同神祇和哲学流派若是在欧洲会被定义为不同的宗教。据说印度教接近并证明了万物归一的道理,反映了人追求真实的漫长而多彩的历史hellip;hellip;既无所不包又无界无垠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