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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消息传出后，徐血儿发表评论，认为解决宋案当令赵秉钧早日到案归质，为第一着办法，赵秉钧果欲自白主使另有人在，则不可不归案诉之于法庭，以恢复平日之名誉。但同时，徐血儿又对赵秉钧能否到案表示怀疑，认为以袁之跋扈，或庇赵抗不到案，若是则法律终难解决。[119]

    果然，5月9日，袁世凯首先发表通电，以强烈态度反驳岑春煊等通电，为赵秉钧辩护，称：即就所呈证据而言，赵秉钧尚无嫌疑可说。设将来法庭判决应行备质，政府断无袒护理由，但未经判决以前，无论何人不得妄下断语。判决以后，当事亦何得抗不受理，而感情用事者，日逞其不法之言论自由。[120]5月11日，赵秉钧亦公开复电，反驳岑春煊等通电，提出不能出庭的三条理由。（1）政府止负政治上之责任，不负刑事上之责任。此次宋案纯然法律关系，而非政治关系，因此，谓词连秉钧则可，若谓词连政府则不可，浑然称之曰政府，将与政治上连带责任有相混之处，未免失辞。（2）应夔丞与洪述祖究竟有何关系尚未判定，洪述祖青岛江电内称述祖非假托中央名义，不能达其目的等语，试问与秉钧何涉？出庭受质，与谁对勘？（3）宋案证据中，应致洪函内有为黄兴将私存公债60万元转抵银行，及运动苏、浙、徐、皖军队等事，足见黄克强君亦与应关系密切。书信往来与银钱往来，孰轻孰重？彼此俱立于嫌疑地位，而潜投巨资，煽惑苏、浙、徐、皖军队，阴谋内乱，比之秉钧，岂不更多一重罪案，何以黄克强获免于追诉，而秉钧则必须质讯？赵秉钧在电文中同时批评野心枭杰，攘夺政权，藉端发难，含血喷人，而岑春煊等盲从附和者流，误信流言，愈滋疑窦。[121]

    5月19日，蔡光辉正式接替陈英任上海地方检察厅长。[122]5月20日，赵秉钧又致函北京地方检察厅长转复上海地方检察厅，就宋案证据中涉及自己与应夔丞处进行解释，辩解自己与宋案无关，拒绝赴上海对质，并以患病为由，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要求于所在地询问。其函云：

    径启者查暗杀宋教仁一案，前据洪述祖青岛江电称，述祖非假托中央名义，不能达其目的各节，已足证明秉钧与本案毫无关涉。即谓程都督、应民政长宣布证据中有秉钧致应夔丞、洪述祖函各一件，查致应函系发给密码电本一事，向例外省奉差人员，均得请用密电。应系长江巡缉长，故即照例发给，复恐藉此招摇，故又嘱其有电直达国务院，至公无私，已可概见。其致洪函，系答洪代应催询津贴一事。因应担任解散青、红两帮，曾由程都督电请中央，每月津贴二千元，及应派员领款，经秉钧饬查，国务院、内务部均无成案可稽，恐系大总统特允程都督电请之件，故函中有应君领字〔子〕不甚接头，与总统说定后方好语。词意显明，无难覆按，决不能据此两函，指为与本案有嫌疑之关系。故秉钧实无到厅候质之理，秉钧对于此项传票，当然可以拒绝。惟民国立国精神，首重司法独立，而尊重法官意思，即为维持司法独立之道。且秉钧于宋案固无关系，而对于发给密码，及为请津贴两事，亦负有解释义务。现在秉钧旧疾复发，曾住北京法国医院调治，尚有诊断书可证，已于四月三十日呈明大总统，请假十五日在案，自未便赴沪。用特援引《刑事诉讼法草案》第三百零三条规定，请就秉钧所在地询问。相应函达贵厅转知上海地方检察厅知照可也。此致，京师地方检察厅检察长。[123]

    程经世同时也呈递声明理由书，称洪、应所为与自己无关，拒绝出庭。[124]由于赵秉钧迟迟不到案，邹鲁等在国会提出质问书，要求赵秉钧在三日内答复何以久不依法赴质。质问书云：

    上海检察厅长于本月六号函附传票二纸，请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分别代传关于宋案处嫌疑者之国务总理赵秉钧、秘书程经世，按期解送到厅。乃事隔旬日，不见赵总理等到案。查《临时约法》第五条：中华民人，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刑法》第二条：本律对于凡在中华民国内犯罪者，不问何人，适用之。赵总理为中华民国人民，宋案发生又在中华民国国内。上海检察厅既依法律票传赵总理等，赵总理等何以久不依法赴质？谨依《临时约法》第十九条、《国会组织法》第十四条，质问国务总理赵秉钧，请于三日内明白答复。[125]

    上海《民权报》发表评论，批评赵秉钧为诬陷黄兴的无赖贼，认为宋案中之赵秉钧，为共同造意犯，既抗传不到，又复迭发通电，文饰其罪，强词夺理，欲以自脱，狡展之实，已躬蹈之。以赵秉钧所为度之，则以通电自辩而人不之信，匿不到案而罪又不可逃，乃不得不于电致北京首索赵犯之黄克强，肆其诬攀，肆其反噬，以为抵制之计。其意盖以为彼实索我，我何妨索彼，既足以逞报复，又足以钳制之，彼若畏事，或可稍稍放松也。是则赵秉钧者，徒以不服从法律责之，犹未免视彼太高，直呼之无赖贼可矣。[126]又批评袁世凯为赵秉钧辩护道：传票出矣，果不袒护，则宜立使之到案；若不然者，则其言全打诳语也而犹不顾厚颜，作几句门面语，曰lsquo;无袒护理由，曰lsquo;当事亦何得抗不受理。将谁欺？欺天乎？[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