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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人（来自研究所的科学家们）为什么要带着放射量测定器到处跑，吓噱人？我已经咨询过莫斯科方面的伊利因教授，他可是苏联辐射防护协会的主席。他说一切正常。现在，国家已经派了一个政府调查团前去 核电站调查，就连检察人员都己经赶到了那里。我们还调动了军队，以及所有的军事装备，我们的军队已经赶到了事发地点。 当时的我们已经摄入了上千吨的铯、碘、铅、锆、镉、铍，以及不明剂量的钚（以铀和石墨作为核反应堆主原料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还会制造出相当于武器量级的钚，而这种放射性金属元素是制造原子弹的主要原料之一）;总共450种放射性核素。其放射性物质的释放总量相当于350颗广岛原子弹。此时此刻，他们需要谈论物理学，还有物理定律，可是他们探讨的却是敌人，以及如何寻找敌人。 迟早有一天，终会有人对此事作出回应。你是想告诉我，你是一名拖拉机专家。我对斯柳杨科夫说;他曾经是一家拖拉机厂的厂长;你不知道辐射能够造成什么后果，可是我是一名物理学家，我知道后果会怎样。?然而，从他的观点出发，这又怎样呢？让一些教授外加一群物理学家告诉中央委员会该怎么做？不，他们不会这样做，不过，他们也并非罪犯。他们的行为更像是一种无知和盲目地服从。运作机制教会了他们一个道理，而这也成为了他们的生存原则：枪打出头鸟。所以，相对而言，让所有人都高高兴兴才是更好、更明智的做法。不久前，斯柳杨科夫刚刚接到莫斯科方面的电话，获悉自己己经得到了一个晋升的机会。升职己经近在咫尺！我敢打赌，他一定已经接到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电话，而那个致电给他的人就是戈尔巴乔夫。在电话里，戈尔巴乔夫会说：你看，我希望你们白俄罗斯能够保持稳定，不出现任何恐慌，西方世界此时正在制造各种各样的谣言和声音。理所当然的，如果你不能讨得上级的欢心，你自然也就得不到他的提拔，以及随之而来的出国考察机会和别墅。如果当时我们仍然生活在封闭的体系内，那我们的人民将会继续生活在核电站周边。他们一定会彻底掩盖这次事故！还记得吗;基特里姆、塞米巴拉金斯克核试验基地;我们依然生活在斯大林的国度里。 在当时进行的民防课程中，按照要求，一旦遇到来自核事故或核攻击的威胁，你应该立刻对全民实施碘预防措施。这里所提到的还只是威 胁。现在，我们正在受到每小时3000毫伦琴辐射物的照射，然而，执政者担心的却是他们的权力，而不是他们的人民。这是一个权力的国家，而不是人民的国家。国家永远排在第一位，而人民的性命轻如鸿毛，几乎没 有任何价值。因为，他们也许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 如此一来，既 无须公告，又不会引起恐慌。他们可以把碘加入饮用水中或蓄水池里，又或是直接通过牛奶加工厂将碘加入牛奶中。这个城市里储存有700千克的浓缩碘，专门用以应对这种特殊事件;然而，那些碘此刻仍然被锁在仓库里。人民对上级领导的畏惧远胜于对原子的恐惧。每个人都在等待上级下达指令，他们在等待上级的电话，可是没有一个人主动地为自己做点什么。 我的公文包就放着一个放射量测定器。为什么要带着它？因为他们阻止我去见那些重要人物，他们已经对我感到厌烦。所以，我要随身携_带放射J；测定器，然后把它放在秘书们的甲状腺上，或是那些坐在接待室里的私人司机的身上。当他们看到那上面的读数时，他们会感到害怕，有时候这能对我起到一些帮助作用，他们会放我通行。随后，人们就对我说：教授，你为什么要带着它到处吓人？你认为全白俄罗斯就你一个人为人民的性命而担忧吗？而且，不管怎样，人总是要死的，吸烟、交通事故或自杀都能夺去他们的性命。他们还嘲笑乌克兰人，嘲笑他们跪在克里姆林宫，恳请上级划拨更多的资金、药物和辐射测量仪器（那里的设备不够用）。与此同时，我们的书记;斯柳杨科夫同志，用了15分钟的时间来陈述形势：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我们自己完全能够处理。然后，他们对他的言行表示了高度的赞扬：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的白俄罗斯兄弟们！许多人就因为这一句赞扬而丧生，但是这又有谁知道呢？ 我获得的信息是，那些大人物当时都已经开始服用碘片。当我研究所的同事给他们的甲状腺作检查的时候，他们发现这些人的甲状腺十分干净，丝毫没受污染。假如他们没有服用碘片，这样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当这些人进入那些受污染的地区时，他们会戴上防毒面罩，并且穿上 特殊的防护袍;当地人缺乏的正是这些装备。此外，他们在明斯克附近建了一个牧场，那里生产的奶制品专供他们自己使用，而这也早己不是什么秘密;每头奶牛都有编号，并且有专人负责看管。他们还有特殊的土地、特殊的温室，以及特殊的看护。最令人感到恶心的是，从来没有人站出来对此作出说明或回应。 很快，他们就拒绝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我。于是，我开始用铺天盖地的信件对他们进行轰炸。清一色的官方报告。我把地图和数据发送到了指挥链的每一个环节。每一份报告都包含四个文件夹，每个文件夹里有250页文稿，那里面记录的全都是事实，也只有事实。我把所有的文件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