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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印了两份，以防万 一份放在我研究所的办公室里，另一份放在我 的家里。我的妻子把它藏了起来。我为什么要留副本？因为我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里。现在，每次离开办公室时，我都会把门和抽屉都锁好，然而当我出差回来后，抽屉里的那些文件夹就会不翼而飞。但是，我是在乌克兰长大的，我的祖父是一名哥萨克人，我继承了哥萨克人的性格。我不停地写，不停地说。你需要拯救人民！他们需要被迅速撤离或疏散！我们不断地去那里出差。我们研究所率先制作出了一张标明受污染地区的地图。整个南部都被标记成了红色。 这些都已经成了历史 起犯罪的历史。 他们没收了研究所里所有的放射量测定仪器。对此，他们并没有给出任何解释，就直接没收了所有的仪器。我开始接到各种威胁恐吓电话，这些电话都打到了家里：不要再吓人了，教授。不然，你的下场会很糟糕。你想知道会有多糟糕吗？你会知道的。有一股势力开始向研究所的科学家们施压、恐吓。 我给莫斯科写信。 在那之后，我接到了苏联科学院院长普拉托诺夫打来的电话：总有一天，白俄罗斯人民会记住你的名字，你为他们做了很多事，但是你不应该给莫斯科写信。这样做非常不好。他们现在要求我解除你的所有职务。 你为什么要写这封信？你难道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在和谁作对吗？ 我有地图和数据。他们有什么？他们可以把我关进疯人院。他们真的曾经这样威胁过我。而且，他们还可以确保我会在一场交通事故中意外死亡;他们也曾这样警告过我。他们可以把我拖上法庭，以推行反苏联行动为名对我做出裁决，或者，他们可以因为研究所的库房里少了一盒钉子而将我送入监狱。 最后，他们把我推上了法庭。 他们的目的得逞了。法庭上，我心脏病发作。（他陷入了沉默。）我把所有的事情都写下来了。它们全在这个文件夹里。这里面的都是事实，也只有事实。 我们给村子里的孩子;那些男孩和女孩们;做检査。从他们身上，我们检测出1500、2000、3000毫伦琴的辐射量。有的甚至还超过了3000伦琴。那些女孩;她们长大后不能生孩子。她们的基因发生了突变。田地里，拖拉机正在耕作。我问和我们随行的工作者：拖拉机的司机有没有防护措施，至少他应该有一副防毒面罩？ 不，他们没有那些东西。 什么，你们没有分到这些防护装置吗？ 噢，我们有很多。我们手头的防护装置足够我们用到2000年。我们只是没有分发下去而己，不然，人们一定会感到恐慌。所有人都会跑掉，他们会不顾一切地离开这儿。 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 教授，对你而言，这一切说起来可能很容易。如果你失业了，你可以再找一个。可我呢，我能去哪儿？ 多么可怕的能量啊！一个人能够施加在另一个人身上的能量其实无限强大。这已经不再是陷阱或谎言，这是一场对抗无辜的战争。 一切就像我们驾车沿着普里皮亚季河前进时看到的情景。人们支起了帐篷，他们举家外出野营。他们正在游泳、晒太阳。现在，距离事故发生 已经过去了几个星期，而他们依然什么也不知道，继续在核云层笼罩下游泳和晒太阳。每当我看到孩子的时候，我都会走过去，向他们的家长解释这一切。可是，他们不相信我。为什么广播和电视里什么都没说？他什么也没说。不过，从他脸上的表情，我能读出他的内心想法：我应不应该把这个情况上报呢？但是，与此同时，他也很同情这些人！毕竟，他也是一名普通人。可是，我不知道当我们回去后，他头脑中的哪一方会取得最终的胜利。他会汇报吗？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选择。（这一次，他陷入了长久的沉默中。） 现在，我们该如何处理这些真相？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做什么？如果核电站再度发生爆炸，一切将会再度重演。我们还生活在斯大林的国度。我们还是斯大林的人民。 瓦西里?鲍里索维奇?内斯特伦科白俄罗斯科学院核能量研究所前所长 ? 为什么我们热爱切尔诺贝利 那一年是1986年;当时的我们情况如何？这种科技大片中的世界末日怎么就落到了我们的身上？我们是当地的知识分子，我们有自己的小圈子。我们过着我们自己的生活，与我们身边的一切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也是我们的一种表示抗议的方法。我们遵循自己的规则。当他们的精神才刚刚松弛的时候，我们己经在饮酒欢畅。我们阅读索尔仁尼琴、沙拉莫夫的作品，去对方家串门，还会在厨房里没完没了地聊天。我们想获得生活以外的一些东西。什么东西？戴着贝雷帽的电影明星;凯瑟琳?德纳芙。我们想要自由。我们中的有些人崩溃了，把自己灌得烂醉如泥。我们想，如果它就是如此，如果它会一直延续下去，直到永远，那么，就让所有人都下地狱去吧。我们会在这里一直住下去，继续生活在我们自己的小世界里。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了，一开始，我们的反应都一样。这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就让当权者去担忧吧。这是他们的职责;切尔诺贝利。而且，那里离我们这儿很远。我们甚至根本就没有在地图上找过那个地方，所以，从这一点来说，我们也根本无须知道真相。